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的中国致公党展厅里，珍藏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
这只铁皮箱，来自一个影响深远的团体——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以下简称“纽约筹饷总会”）。箱子上印刻着的红色字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昭示着八十年多前海外华侨“共赴国难”的决心。
图为纽约筹饷总会的铁皮箱。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海外华侨团结抗战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在世界各地，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3900多个抗日团体。其中就有由爱国侨领、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的领导人司徒美堂和旅美爱国进步人士发动54个侨团成立的纽约筹饷总会。
中国致公党即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图为纽约筹饷总会发起人之一司徒美堂。
七七事变时，司徒美堂已经年近古稀。他12岁远渡重洋，在美国唐人街的餐馆里做过杂工，后来加入致公堂，并在致公堂内组织安良堂，成员多达2万多人，在当地颇具声望。
虽身在他乡，司徒美堂却一直挂念着危机之中的祖国。九一八事变后，他便投身支援抗日的行动中，1932年淞沪会战后不久，他带着美洲侨胞的捐款万里跋涉回到中国，慰问十九路军，并为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士献上花圈。
1937年11月9日，纽约筹饷总会成立，号召华侨“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总会共设有19名执委，司徒美堂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为了专注抗战事业，司徒美堂辞去了其他职务。他每天上午10点开始工作，到深夜12点结束，风雨不改。
据记载，从1937年成立到1946年筹饷活动结束，纽约筹饷总会仅额捐（每人每月捐赠15美元）一项即达1400万美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捐赠约800美元。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其中捐款最多的社团。
其他地区的华侨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捐款总计逾13亿元，侨汇达95亿元以上，占中国军费的3/4。海外侨胞还积极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类救国公债11亿余元，这些公债战后没有偿还，实际上与捐款无异。
除了捐款捐物，还有不少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毅然回国参军，仅东南亚回国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余人。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航校大批华裔学员回国参战，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成为中国空军作战主力。
图为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左四)、董必武(左二)、邓颖超(右一)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司徒美堂(左三)。
1941年，司徒美堂被选为华侨参政员之一，故而启程回国。他拒绝了日方提出的出任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会长的邀请，在次年3月历经艰险抵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便来到他暂住的中央饭店看望。
这次重庆之行，司徒美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有了深入的接触。回到美国后，他曾这样说:“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办法，展开了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曾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因远在美国，司徒美堂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函，但他毅然决然拒绝了孔祥熙等人的劝阻，启程离开侨居近70年的美国回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在筹备会议开始前的资格审查期间，周恩来对致公党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动员侨胞支援抗战作出贡献，解放战争中又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张，参加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备会”，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
10月1日，年过八旬的司徒美堂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生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他，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书写了“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光辉历史，并将继续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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