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内容

继承弘扬党的革命精神 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发表时间:2013-07-19    阅读次数:4616

继承弘扬党的革命精神  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在市直统战系统全体党员大会上的党课报告)

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鲁德

2013626

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今天,结合自己最近的一些学习体会,我想就“继承弘扬党的革命精神,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这一主题,与大家作一个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92周年以来,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各种具体表现形态的革命精神。我觉得,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回顾,或者说进一步学习党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把握党的革命精神的内涵、继承弘扬党的革命精神、坚定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从党的革命精神中汲取不尽的营养

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产生历程,我个人认为,应当有以下几个历史性的坐标。

第一个就是“红船精神”。党的一大先是在上海召开,中途因敌探闯入,会议中断。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召开。就是在这个红船上,诞生了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产生了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同时也产生了我们党第一个就当时的社会现状开展斗争的决议。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它的精神就是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引领时代的先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或者说最主要的核心内容,我认为是运用最先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的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运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是红船精神的最核心的特征。它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意义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勇于和善于学习运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包括我们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提出和强调过这一点,就是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二个是“井冈山精神”。1927412日,蒋介石到上海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遭到了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也破裂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三次著名武装起义先后爆发。第一个是192781日的南昌起义,第二个是192799日的秋收起义,第三个是19271211日的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当时的思路实际上还没有变,还是像苏联的那种思路学习,就是从城市开始,首先夺取大中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大城市里发生的,秋收起义尽管是在湖南和江西的交界处开始的,但是它的目标也是大城市,首先攻打长沙。因为这样具体的思路并没有改变,所以三大起义尽管取得了一时的成功,比如南昌起义占领了南昌,广州起义不但是夺取了广州而且成立了广州的苏维埃,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路,怎么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具体怎么搞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成功地建立了根据地,站稳了脚跟。秋收起义后部队剩下不到1000人,南昌起义后剩下800人,以这两部分人为主体,加上广州起义过来的一部分人,汇聚在一起,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最终站稳了脚跟,走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井冈山精神,就是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就是把先进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把普遍的真理与一时一地的现实情况相结合的精神,就是把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的核心特征,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开拓精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

第三个是“苏区精神”。经过井冈山的斗争,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新的思路,革命斗争的形势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根据地在不断地扩大,最后建立了以中央苏区为主体的许多苏区,包括安徽这边的鄂豫皖苏区等。以中央苏区为代表,我们开始了苏区建设,也就是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大家都熟悉一首老歌,叫《红区干部好作风》,是产生于中央苏区的一首江西民歌。我们来看看它的歌词:“红区的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柴米油盐都想到,真心实意为群众……”可以看出,它歌颂的是我们党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祉。在苏区,因为我们党一心一意为群众,因为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根据地各方面的事业都呈现出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和好的形势。我觉得《红区干部好作风》这首歌,实际上就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央苏区为主体的整个苏区形势的写照。苏区的精神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这首歌里唱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清正廉洁的自律精神,它的核心特征应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实际上,在苏区已经开始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是在这里最先提出来的。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曾经在全国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应当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的问题,都应当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党的群众路线首次出现在党的中央文件中,这就是在19299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这封指示信中,第一次出现了“群众路线”这个词语。我们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作风,也是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始提出的,所以我们讲苏区精神的核心特征就是一心为民,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个是“长征精神”。本来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路走得是比较顺的,取得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条正确的路线后来在党内没能占据主导地位。最后革命形势遭受了挫折,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苏区相继丢失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中央苏区为主,各个苏区都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长征大家都很熟悉,过去我们不断地在学习和重温这段历史,后来又有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所以具体情景我就不作过多的介绍了。那么,长征精神是什么呢?长征精神我觉得就是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以苦为荣的奋斗精神、必定胜利的乐观精神。毛泽东曾经讲: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见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军事史上,长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壮举,是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所以前面我们讲的长征精神是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以苦为荣的奋斗精神、必定胜利的乐观精神,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五个是“延安精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艰苦的努力,开始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联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来反抗日寇的侵略,延安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大本营。在延安期间,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巩固和扩大,脚跟站稳了,各方面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就是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和整体的升华。在延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毛泽东纪念张思德同志的文章中鲜明地提了出来;“实事求是”也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并由其题写为抗大的校训。从井冈山开始,我们就已经懂得了先进的理论要和我们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真正地归纳概括出、提炼升华出“实事求是”是在延安。也是在延安时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系统完整地提了出来,并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也提了出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时,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有活的灵魂。这个活的灵魂是什么?活的灵魂是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的,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在延安时期已经系统地、集中地形成了。延安精神具体的又是由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等等形态构成的。延安精神的核心特征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第六个是“西柏坡精神”。西柏坡被周恩来同志称作是“我们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之后,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就迁往城市了。就是在西柏坡,党中央指挥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了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提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西柏坡精神就是“两个务必”的精神,就是“两个敢于”的精神,就是“两个善于”的精神,其中最核心的特征是“两个务必”。“两个务必”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那时尽管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但毕竟还没有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地执掌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想到了执政以后是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新的形势,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六个历史性的坐标,或者说在不同时期的一些具体的形态,我们稍微归纳下,就是应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把先进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一系列的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财富,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树立起来的一座座丰碑。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形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精神序列和精神体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到今天,我们都会感觉到它们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依然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都将永远滋养着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我们应当经常地、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学习、体会我们党的革命精神,从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的大脑,引领我们的实践,指导我们的工作。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被理论界称作十八大的灵魂与核心。在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最后一段,党中央发出号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出坚定三个自信的问题,我想,一方面是我们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总结自己的实践时,觉得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潮杂陈、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这一形势而言的。就我们基层、我们每一个普通党员来说,我觉得,解决好三个自信的问题,是我们加强党性锻炼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任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选择,是不是相信这条路能走下去、走成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认真扎实、积极主动地贯彻落实,能不能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因此,我觉得对我们基层的党员来说,坚定“三个自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麦克风时代”,现代传媒异常发达,互联网无处不在,人人面前都有一部“麦克风”,任何人的声音都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西方各种各样思潮的渗透,国内一些不同声音的鼓噪,我们今天道路上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困扰等等,都可能对我们自信心的确立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尽管我们是基层的普通党员,也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我想我们应该了解、或者明确和懂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觉得完全有理由来坚定这三个自信,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可能解决得比较好。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思考,不成熟,很肤浅。在这里和大家做个交流,请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我觉得我们这“三个自信”至少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于建国以来后30年的成功实践,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实践,还可以换句话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这点实际上是无需多讲的,因为事实非常清楚。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1979年开始,到今天为止30多年。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用十八大的话讲,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3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同时也是大家感同身受、有目共睹的。所以这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条路我们是走对了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完全应当有这样的自信。

第二个是来自于建国以来前30年的艰苦探索。1949年至1978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我们的自信也应该来自于这前30年的艰苦探索。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谈到前30年,否定的还是比较多。在这个时期中,有过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更多的是各种不停的运动,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最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买什么都要凭票,国民经济用一些研究人员的话讲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缘,等等。但是究竟怎么来看前30年,怎么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看我们的前30年,它与我们的后30年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关系,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在学习的过程有这么一种感受,觉得这两个30年是血脉相连的,是割不断的,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它们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具体的讲,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前30年我们党和国家走了不少的弯路、遭受了不少的挫折、有过不少非常沉痛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把前30年和后面改革开放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我觉得是不够客观的,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应该说,前30年的艰苦探索为后3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反差好像很大,后30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完全是逆前30年而动的,是对前30年的颠覆和否定,是前30年的路走不下去我们才走另外一条路的。表面上看、不深入地去想,应该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实际上,我们深入地想一想,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首先,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样巨大。这里我不用我们自己人的话来说这个问题,那样有人会质疑,哪有自己说自己不好的呢?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个美国人的论述。美国人本身对中国是有偏见的,同时也算是一个局外人。如果说我们当局者迷,看得不太清楚,且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旁观者清,第三者,他可能看得更清楚、也更客观公允些。这个美国人叫莫里斯・迈斯纳,他是个多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原来是威斯康幸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叫《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史》,他在这本书中说,“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日本,20世纪前期的苏联等等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1980年邓小平想要改革开放时,将根本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我所讲的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是美国人说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打下这个基础、创造的条件,邓小平想改革开放,连对象都没有。莫里斯・迈斯纳还进一步说:“1949年到1976年,中国每10年平均工业总产值的增速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令人瞠目结舌的64%!而德国1880年到1914年不过是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不过是43%;苏联1928年到1958年不过是54%。而中国是64%,这是全世界几百年工业化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注意一下莫里斯・迈斯纳的用语:无与伦比、独一无二,令人瞠目结舌;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我们应该感觉得出来,这绝不是刻意奉承,而是真心赞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即毛泽东时代,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人造卫星、核潜艇这些技术在以前都没有突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了突破。所以莫里斯说:“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所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80年代中国将找不到改革的对象,确实是个事实,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不仅是美国人这么说,还有个英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被尊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之父。他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之一载入史册”。

其次,前30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尽管我们后30年改革开放、搞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好像是与前30年彻底决裂,逆前30年而动。但就是在前30年,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叫甘阳,是北大的西方哲学硕士,后来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现在是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他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研究中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和苏联还有东欧,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苏联、东欧比我们国家要早得多地放弃了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但是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没有成功,最后他们的改革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解体和崩盘。但是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最后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能够取得较大成功,它的秘密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呢?是毛泽东感觉、发现到了苏联高度集中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且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他用西方一个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来概括了一下,说毛泽东的这种破坏是“创造性破坏”。他举了许多的例子,比如说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了地方。毛泽东还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又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什么意思?就是中央的权力要虚一些,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还是用发脾气骂人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一想法的。毛泽东说:“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甘阳在他的研究中说,中国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所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学习苏联建立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基本摧毁掉了。甘阳说,毛泽东不要中央拥有过多的经济管理权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中央领导层都知道,研究党史的人也都知道,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率性而为,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系列的行动实际上是创造性地破坏,有着自己的深刻的目的性,他的意图就是刻意破坏中国变成苏联模式、走苏联经济发展的方向,创造中国经济自己的模式。甘阳最后的结论,就是恰恰因为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才使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改革失败并导致社会的全部解体。开始看到甘阳的观点,我感到很震惊。怎么会是这样呢?但细细一想,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是这么一回事。

最初,我以为这是甘阳独到、独创的见解。后来我发现,实际上他是受了西方人以及美国人的启发的。甘阳是西方哲学硕士,又到美国游学过不少时间,对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成果了解、掌握的很多。有一个美国人,不是学者,是美国政府的官员,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也就是美国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叫苏珊・希克。因为与中国打交道多,她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谢淑丽,是位女性。这个人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到1993年,她根据自己的考察情况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她书中提出的问题和甘阳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估计甘阳是受她影响的,或者说是受她启发的。她也把中国和苏联作了比较。她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符合西方政治逻辑的,符合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的;而中国的改革是不符合西方政治逻辑的。但是奇怪的是,符合西方政治逻辑的改革失败了,不符合西方政治逻辑的中国改革却成功了,为什么呢?她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中国改革与苏联改革根本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中国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的轨道上进行的。她也认识到了,中国的改革从毛泽东开始就不搞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开始分权了;而苏联在这点上却无法仿效,苏联一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地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行为,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她提出了一个“地方分权化”概念,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地方分权化”的轨道上进行的,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是由毛泽东奠定、邓小平继承的。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这个政治逻辑和政治基础上的,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像苏联那样的失败过程。她说中国在改革前就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些数据。改革以前,中国在计划经济程度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了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只有3%的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而苏联,90%的工业产值都由中央控制。从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人谢淑丽讲的是事实。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比如说,为什么地方分权化使我们的改革有了成功的可能?它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当然这个不是太难,稍微深入地作点思考就能找到答案。至少有这么一条:苏联的高度集权,什么都控制在中央的手里,一旦要搞改革、搞市场经济,那些中央的高官、中央企业的负责人转身就变成大资本家,而且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最后一切由他们说了算,这里面的风险太大。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是天然气部长,在戈尔巴乔夫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革、“休克”式地向市场经济跳跃时,他成了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苏联40%的天然气储备,一跃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还有柯尔科夫斯基,80年代曾是苏联共青团的领导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利用国家的资金建了他自己的私人银行。像这样一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我觉得甘阳、谢淑丽他们提出来的基本观点已经站得住脚,能让人信服了。

第三,前30年建立平等正义社会的追求今天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建立平等正义社会的目标现在也已经重新受到了重视并得到了强调,这说明后30年与前30年是有连续性的,是一个承接的关系,不是反叛的关系,不是逆向而动的关系。

十八大之后,大家都知道有本书非常火热,媒体上都在炒。这就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火的原因是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一次他主持召开的反腐倡廉座谈会上向大家推荐了这本书。他的推荐,让关注这本书的人就多起来了。很多人都在看和研究这本书,我也凑了个热闹,浏览了下了这本书,没有全部看,看了有关的重点章节,同时看了一些解读性的文章。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样的观点引起了我们中央领导的兴趣?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书中的许多观点与常人不一样。比如书中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即便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政府,改革也是为了化解矛盾、化解危机,是为了度过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反而成了最危险的时刻?等等。就我个人粗浅的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本书在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剖析中间,讲到了一个不合常理的悖论,什么悖论呢?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体制,但是用一些评论者的语言讲,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革命之后,不平等和压迫很快地重新恢复了,而且以新的形态合理化了。革命本来就是因为受压迫和不平等,然而把旧的社会制度破坏以后,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时间很短,就又回到过去的受压迫和不平等了,违背了革命初衷。这样引发新的革命的因素也就又出现了。这是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发现的一个情况。托克维尔的这一发现为此前此后的许多革命所印证,所以,一些西方的史学家称其为“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前面我讲到的一个美国学者莫里斯,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史》中就讲到,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就是革命成功后往往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要引发革命的情况和问题。莫里斯就说,毛泽东的历史实践就是与这种宿命抗争。就是说毛泽东想方设法地不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的这种现象产生,他就是要与这种规律性和宿命抗争,他就是要想办法打破这种革命的悖论。所以他把革命的初衷,把追求平等正义的目标贯穿始终。这是莫里斯对毛泽东的分析。这又使我想起了我看过的另外一个美国学者弗兰茨・舒曼写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苏联道路”和“延安道路”两个概念,他说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时,毛泽东走的是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延安道路。他这里说的延安道路,和前面我们讲到的莫里斯、谢淑丽所说的毛泽东要极力打破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相近的地方,但侧重点不一样。舒曼所说的延安道路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的延安道路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道路。什么是苏联道路?他讲的苏联道路是专家治厂、专家治国的道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历史事件,实际不止提到的这两个事件,还有其他许多事件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特点。他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体现的是必须让中共的社会基础――工农兵群众,也就是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人和主体,毛泽东担心人民群众会被边缘化,会置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外。另外,我又了解到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他的思路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曾说过,过去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的,只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三个人,现在是政治统战经济,大家都要来抓经济,包括地方上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都要抓经济。我们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要发动人民群众来搞经济。舒曼还提出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他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包括庐山的两次会议等等,都是在地方上开的。实际上,毛泽东时代许多运动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起来的。毛泽东时代中央委员中普通工人农民、普通党员占了极大的比重,中共十大的时候达到30%。可以说这也只有毛泽东时代才会出现。当时还有反苏联“专家治厂”的《马钢宪法》而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有农民出身的副总理、有工人出身的副总理,有工农兵大学生,等等。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就像舒曼所讲的,就是担心中共要失去社会基础,担心人民群众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人和主体,担心人民群众被边缘化。我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搞的一系列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面力量、主体力量就是人民群众,都是发动群众,到基层去煽风起火;另外运动的对象都是领导层、管理精英层。所以我觉得舒曼的分析还是非常深刻的,毛泽东一生都要与托克维尔所说的宿命抗争,阻止产生新的官僚阶层,阻止产生新的权贵阶层,阻止产生所谓的新的精英阶层,从而不让翻身做主人的基层的普通群众陷入新的不平等,不使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人民群众边缘化。这与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对黄炎培讲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延安道路”。所以我讲舒曼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毛泽东这样一些行动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并且还引发了很多的负面的问题,造成了对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一些消极的、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起码他的理念体现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追求,这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毛泽东时代起码贫富差距比较小,权贵腐败现象比较少,社会和谐度比较高。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尽管是初级、初步的,但是它基本上覆盖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这一点西方人都非常钦佩。在中国建国初期,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毛泽东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了当时6亿中国人的卫生保健、医疗保健问题。西方人对这是非常佩服的,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的医疗保障体系逐渐被打破掉了,现在又重新开始,要重新建立起来,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感觉到,目前毛泽东的这些传统,就是与革命的宿命抗争,巩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社会基础,建设一个平等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点被越来越多地强调着。在我们中央决策层总体的改革深化实践中也被摆上了很高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看这实际上就是历史新时期、新阶段的“延安道路”。在具体工作中,以损害群众利益来推动发展的做法、思路已经被严厉地制止了,现在已经立法明确了不准搞强拆、强征。民生工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推行,缩小城乡、贫富差别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地出台,人大代表中农村的比例从上届开始也提高了,还有怎么把权力关进笼子等等一些反腐倡廉的举措也开始出台,特别是中央正在部署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想了很多的办法,以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主人和主体地位为主要内容、用了很多带有他个性特点的一些行动来维护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我想,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回归,是对追求正义平等目标的回归。当然我们还要具体的看活动的实际效果,但是起码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方向。

第三个是来自于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研判。尽管西方老是挑我们中国的刺,指责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国内也有部分人跟在后面起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确实还面临着很多矛盾,有些矛盾确实程度还比较严重,比如贫富、城乡差距拉大,腐败惩而不绝,群体性事件增多,生态环境恶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还有社会不公的问题、政府公信力不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被一些有不同想法的人作为证据、口实到处讲,而且耸人听闻,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必须另择路径。另择什么路径?他们也没有什么新鲜点子,还是重复西方、美国常说的话: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三权分立,多党制、代议制,总之,就是西化。对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我觉得至少在三个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点,要看美国、西方的道路是不是就比我们的道路好。美国和西方总说我们制度不行,那么他们的制度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呢?也不是,他们自身也矛盾重重,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靠他们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很难化解的。最近,我在《求是》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西方包括美国的目前的状况用了两句话概括,两句什么话呢?叫作“不改,经济崩溃;改,政府垮台”。这很自然使我们联想起早些年有些人说起我们国内形势时讲的话,很有几分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财政赤字超限、巨额债务缠身、经济低迷不振、失业居高不下已成为西方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以美国为例。去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达107%,就是说,已经收不抵支了。这一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是金融过度膨胀,福利不堪重负,债务积重难返,赤字持续超限。一些西方政要看到了这一点,说如果不实行痛苦的改革措施,“市场将难以容忍,会做出激烈的反应。”激烈的反应是什么?没有人敢做出乐观的估计。所以,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改,政府垮台。”什么意思?针对西方经济的问题,唯有紧缩财政、削减福利。但这样做就直接损害了民众的利益,民众强烈不满,抗议浪潮此起彼伏,执政党推动选民支持,最后的结果就是下台。德国的施罗德,意大利的蒙蒂等多个西方国家政府先后因此垮台。欧元集团前主席容克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改革,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两次当选。”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这里还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西方民众反对改革,不仅是因为福利削减、生活水平下降,更因为反对社会不公,反对“让普通民众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买单”。西方国家陷入“不改,经济崩溃;改,政府垮台”的两难境地,其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它的政治制度的体制性弊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西方人自己说的。美国《太平洋月刊》网站载文说:西方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的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而我们“成立政府,就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这说明西方的道路也不是唯一正确、唯一完美的道路,也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

第二点,要看当前我们面临矛盾和问题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入中等发达程度,或者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我们国家2012年人均GDP6100美元),都会遇到类似的矛盾和问题。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和问题。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不搞社会主义,他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时也都碰上了同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表现就是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好像末日就要降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第三点,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能不能够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够避免落入或者说能不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尽管最后要看事实,要凭事实说话,但我个人是持乐观态度的。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矛盾和问题,更是因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决策已经频频出台并开始取得成效。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的民生工程力度越来越大;比如城乡差别的问题,新农村建设、美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村村通电、通公路、通广播电视基本实现。特别是在发展转变方式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行,“再也不能简单地以GDP论英雄”理念的提出,节能减排硬性考核指标的设定,以大拆大建、伤害群众利益和感情、拼土地资源消耗推进城市化方式的制止,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自己乐观,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对中国看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能够保证自己面临问题的化解。美国《外交》杂志载文说:“如果中共十八大的战略能够一一实现,那么有朝一日,2012年就可能会被视作一种理念的终结,即认为选举式民主是唯一合法和有效的政治治理制度。”“中国模式的成功将表明,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许多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国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模式,而在于展示其他的成功模式是存在的。”别人都在期待中国、看好中国,我们为什么还要怀疑自己呢?

第四个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强大支撑。我前面讲的从党的革命精神中汲取不尽的营养,落脚点就在这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历程。红船精神:应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井冈山精神:把先进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苏区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长征精神: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西柏坡精神: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这样一个精神序列、精神体系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想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其一,我们如今所取得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的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都是党的革命精神指导的结果,都是党的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所迈出的每一步,背后都是党的革命精神的全力推动和强力支撑。其二,只要我们不背离、不丢弃党的革命精神,始终坚持从党的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承并发扬光大党的革命精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坚持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革命英雄主义,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党的革命精神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的发展,对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自信”,有着非常现实、同时也是长远、深刻的历史性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时刻不忘学习党的革命精神,永远继承并发扬光大党的革命精神,把党的革命精神融化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思路、方针、政策、工作举措中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做出我们应尽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版权所有:中共安庆市委统战部 2009-2016
地址:安庆市东部新城综合写字楼6楼B区 邮编:246000 电话:0556-5346448
技术支持:安庆热线
皖公网安备 340811020000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