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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和平密使

发表时间:2017-10-17    阅读次数:667

为促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与张学良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他们的成功交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声浪日益高涨。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进逼,强迫他们限期“剿杀”红军。

蒋介石的压力变成了张、杨两将军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动力。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经过密商,达成协议,准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共同抗日。张学良几次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同商讨军事合作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经过酝酿,决定派阅历丰富、足智多谋,且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

8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8月底,叶剑英、汪锋、潘汉年、边章五、彭雪枫、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八人化装来到西安。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猖獗,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

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等人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他让叶剑英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向孙多次叮嘱道: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

叶剑英住在孙家,化名吴先生,仍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生活很朴素。他房间里的陈设异常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水壶。他身着长袍或中山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俨然一位学者。他深居简出,谦虚谨慎,无事不打扰孙家。孙的妻子只是每天早晨给他送一次开水。她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到他每天生活是那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

临行之前,中共中央赋予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组织建立抗日联军;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及时商议处理有关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这些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后来有些变化,但坚持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根本任务没有变。

10月5日,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当时主张“劝蒋联蒋抗日”的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地说:“叶先生讲得很好,今后我们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

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将自己随身带来的一份《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

叶剑英说:“张将军,请阁下将我方意见转达给蒋介石。”

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请叶先生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我写一封信,作为向蒋先生转递时的依据。”

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要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叶剑英与张学良继续商谈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他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〇五师驻守平凉,以便与红军协同作战。

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五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棉衣。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落实,只是不便直接送往苏区,运输有些麻烦。他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与机警深为钦佩。

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并于10月10日派张向三给中央送去张学良的五万元借款。以后又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党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张学良针对下属部队存在的问题,准备通过整顿使东北军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但如何进行整顿,却没有想出明确的办法。因此,他非常希望叶剑英能为他整顿部队出谋献策。叶剑英了解东北军的大致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

张学良听了叶剑英的意见,很感兴趣地说:“叶先生的高见,小弟完全赞同,全部接受,十分感谢!”他立即吩咐部下着手去办。

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缓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10月中旬,红军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袭扰苏区的马鸿宾的骑兵二〇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

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学良。于是,他于13日、14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鸿宾骑兵团,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同时要我军派人员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〇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并派人与一〇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令红军有意放出包围在李旺堡的马鸿宾骑兵团,并让开大路,在沿途布设宣传棚迎接刘多荃的一〇五师,让其接走马鸿宾骑兵团。

红军与该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的处理结果很满意。他感谢叶剑英说:“共产党真够朋友,你们帮我解决燃眉之急!”从此,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了。

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公馆会晤,共商抗战大计。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了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叶剑英在西安的工作范围极其广泛,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外,还同各界人士打交道,非常繁忙,还要经常防备国民党特务跟踪,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

有一次,叶剑英事先约好到东北军六十七军空军前哨站站长王政家(红军联络点)去谈工作,恰好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也去王政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急奔孙铭九家。当孙告知刘,叶剑英正在王家时,两人大惊失色。他们紧急商谈后,由孙铭九带着十几名士兵,坐着汽车,冲进王政住处,以“捜查”为名把叶剑英“抢走”了。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征。

这时,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员大减,力量有限,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

10月22日,蒋介石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他地区的局势,随时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报告。

10月2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官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其他爱国军官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会场上“嗤鼻跺脚之声不绝”,几乎不能维持秩序。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报告给党中央。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借给蒋介石祝50大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闯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固执己见,还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学良不尽责“剿匪”,使张学良十分难堪。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连续电告中央:“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叶剑英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

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叶剑英继续留在西安,进一步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并让他向张学良借一笔军费。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来到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作最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张、杨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再次向蒋苦谏,再遭训斥,遂决心实行“兵谏”,走上“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返回保安,临行前向张学良告别,提出借款的要求。张学良慷慨允诺,再借十万银元给红军。叶剑英感激地说:“张将军,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就这样,叶剑英带着巨款,悄然离开西安。

叶剑英回到保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对西安情况的汇报。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稼祥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至在多次向蒋介石劝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救国,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按照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党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张学良亲自向周恩来提出,要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外交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亲英美派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日夜奔忙。叶剑英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曾这样说道:“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掲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在此期间,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事过30多年后,1979年4月12日,叶剑英在西安视察期间,冒着早春风雪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参观,回首往事,挥毫志感: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叶剑英颇有感慨地说:“周恩来总理在的时候说过,内战转为抗战,西安事变事实上是一个关键。一抓一放,不抓不行,抓了杀又不行。蒋介石答应条件就放了。抓到后谈条件,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内战转为抗战,西安事变这是主要的,逼迫蒋介石抗日。”

叶剑英很关心张学良的处境,1982年有一次谈起往事时说:“张学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愿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扣起来直到现在。”叶剑英一直珍藏着张学良当年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叶剑英当年题字“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清晰可见。叶剑英多次托人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并传话给张学良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希望张学良将军有一天能回祖国大陆,重返故乡,亲眼看看祖国的巨大变化。只可惜,他未能在有生之年,亲自接待老朋友。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成了叶剑英终生的一大憾事。

(本文作者范朔系《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

(来源:《百年潮》201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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