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4月，大会先后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总统、副总统，企图使其反动统治合法化。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央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该口号经新华社连播三天，《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5月1日、5月2日全文刊载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
民盟、民建在上海的呼应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和支持“五一口号”。
其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诞生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建国会把总部从重庆迁至上海，中国民主同盟也以上海为重要活动中心。1948年的上海虽然仍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但依然是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下，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经过1946年六·二三大示威以及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
1948年5月2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就中共“五一口号”交换意见。接着，张澜又同黄炎培等人商量复函在香港恢复的民盟总部，对他们通电响应“五一”号召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的唯一途径，期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5月23日夜晚，民主建国会在沪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施复亮等人一致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口号”，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党的统战政策的提出地，是近代民主革命光荣的摇篮。5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电报指出，为着上述目的，拟邀请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名单中与上海相关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史良、沙千里、茅盾、马叙伦、章乃器、施存统（即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等人。会议名称拟称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当年秋季。
上海民主人士的分批北上
早在1947年11月，民盟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后，上海地区中共党组织为保护民盟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黄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免遭国民党的迫害，先后动员他们转移至香港继续斗争。“五一口号”发布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密切合作，把30多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爱国人士由香港转送至解放区。从香港启程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四批民主人士中均有来自上海的。第一批当中有沈钧儒、黄绍鏊等十几个人，他们在1948年9月12日晚登船，经朝鲜罗津港，9月29日辗转到达哈尔滨。10月底第二批北上的人员中，有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等，12月6日到达沈阳。12月26日离开香港的第三批当中有茅盾夫妇、章乃器、洪深、施复亮等。第四批中包括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等。他们是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1949年2月到3月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
毛泽东、周恩来与上海民主人士在北平的交往
1949年3月26日至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多次邀请在北平的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盛丕华等上海知名人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3月26日晚，毛泽东与黄炎培长时间晤谈时，希望他在民族工商业中多做些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北平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行动起来，迎接上海解放。4月20日，马叙伦也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通过新华社向上海各阶层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希望他们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
4月15日，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邀请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施复亮、孙起孟等人聚餐座谈。据何民胜的《施复亮年谱》所述，席间盛丕华提议，最好能组织一个由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随南下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这样有利于上海经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勉励大家为解放上海效力。
5月24日，周恩来宴请民盟中央委员，与他们议定民盟专收知识分子，并商议在政协召开前是否先开一个筹备会，黄炎培等表示赞同。5月26日，周恩来又同民主建国会理监事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孙起孟等座谈，介绍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日期和召开各界全国性团体会议等问题，并讨论民建今后的重点分工。他指出，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与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建议再吸收一些私营和公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参加民主建国会。
上海解放前夜，中共上海党组织设法及时救出了民盟重要领导人张澜、罗隆基。5月27日上海解放，使得宋庆龄、史良等重要民主人士从此摆脱了危险境地。所有这些，为他们受邀先后北上参加新政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早在1949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电报里就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指示邓小平等人“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之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之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在6月25日起草中共中央至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电中进一步明确，黄炎培等人一律聘为顾问，以便“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阴谋活动”。
6月21日，周恩来等宴请行将赴沪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对他们在沪期间应做什么工作提出建议。当天周恩来还前往黄炎培寓所，与之长谈，赞扬黄炎培的为人，表示中共愿与他永久合作。
8月24日，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刊登后，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表示赞扬。毛泽东认为“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因此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上海民主人士在新政协会议中的安排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名单，推举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另外，马叙伦担任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黄炎培任拟定新中国政府方案的第四小组副组长。9月21日正式开幕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有一个31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委会，来自上海的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都在其中。
“五一口号”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协商建国的华美音章，而其中的上海响应、上海元素则是热烈欢动的音符之一。
（邵 雍，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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